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们能成功”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做出如此明确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
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们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
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政策不公导致前线指挥系统瘫痪，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事，陈诚他不咋发言，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会后，他（陈诚）一定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后来，果然如此。”
“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 “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本文由《报刊文摘》提供。原文转载自12月15日《北京日报》，有删节。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