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传承
朱子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与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的文化传承方面做出来最大贡献，这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需要的意义。应当学习朱子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抱负和努力。
（二）主敬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讲，敬畏感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从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
（三）学习精神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突出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的最大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属“大学”，所以朱子学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四）教育理念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这些思想都是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五）实践哲学
朱子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更为强调实践，这种对实践的强调，特别体现在朱子一贯提倡的“知行相须”、“力行为重”上。照朱子的讲法，致知与力行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但论先后，知在先，行在后。论轻重，力行为重。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一定能付诸于实践、表现于实践的。这种精神合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当代哲学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关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六）化民成俗
朱子的儒学思想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所以，其论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伦尽职、尽力尽心。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蒙童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以及《家礼》等，在社会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文明社会礼俗，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应有的作用。
近百年来，我国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也有过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新世纪以来，朱子学研究开拓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如朱子的易学、朱子的四书学、朱子的工夫论、朱子的经学、朱子的经典诠释、朱子的文学、朱子的自然学、朱子后学的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朱子礼学的当代社会实践研究等，都出现了不少专书、论文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种研究的多元化和广泛性在宋明理学其他大思想家的研究中（如陆象山、王阳明）是很少见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整体地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我们今天仅仅是对于朱熹本人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如何发展朱子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提高理论地把握和处理朱子学材料的水平，关注较大范围的哲学思考，仍是朱子学研究应当持守的层面。在朱子后学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发展，只是总体上比起阳明后学的研究来，还很不够。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时代)的朱子后学的重要的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果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在学术界中有自己的学术意义、对于学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建树。我们应当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朱子后学的研究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进一步说，朱子后学，若只限于一传二传乃至三传的意义上，还不能穷尽“朱子学”的范围；从更广的朱子学的角度看，元明清的朱子学家思想群体都应有规划地一步步地开展其研究，成为体系，使朱子学的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历史得以呈现，使“朱子学”的研究更加丰满。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 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研究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今后我们要大力提倡和发展第二、第三层面的朱子学研究。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相同而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之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的多元发展是可能性。从而，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的风景。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真空，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
至于近世东亚的朱子学，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1980年代以来我们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研究，后来因学科目录中原有的“东方哲学”不再存在，使得相关研究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应继续努力加强其研究。近十年来台湾学者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对韩国朱子学加强了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朱子学界近年普遍出现了对牟宗三先生朱子研究范式的一些反省和讨论，也促进了朱子哲学研究在台湾的新的开展，并将给整个朱子哲学研究的深化带来推动。
最近，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朱子学会积极吸纳全球朱子学专家和学者的最新成果，拟用5年时间出版30册左右的大型《朱子学文库》，这是继上个世纪日本发行《朱子学大系》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朱子学著作的大结集，文库的作者群来自全球各地，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内容也以东亚朱子学研究和百年全球朱子学研究为主，我认为，这将是新世纪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老一辈邹永贤教授、高令印教授、何乃川教授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邹永贤教授主编了《朱子学研究》、《朱子学论丛》，在学术界影响颇佳。高令印教授从80年代开始从事朱子学研究，其著作《福建朱子学》、《朱子学通论》等在朱子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作品《退溪学与东方文化》、《朱熹事迹考》翻译为韩文，《退溪学与东方文化》获得国际退溪学学术奖励，为韩国朱子研究者所重视。200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复办，复办后的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组织校内外相关科研队伍，在开展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以南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推动朱子学、海峡两岸国学研究与互动交流方面，成绩突出。近5年来，先后举办（包括联合举办）规模较大的国际和海峡两岸朱子学研讨会6次，出版朱子学研究专著、译著10余部。2011年9月，朱子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创办《朱子学年鉴》，组织举办多次大型国际朱子学会议，团结了一大批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引领朱子学研究走向国际化，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2年和2013年，厦门大学分别获得《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两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朱子学文库》，它也标志着厦门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朱子学研究的中心。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们坚信，发展朱子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加强规划，抓紧开展，促进国际交流，利用目前重视文化发展的打好时机，使朱子学的研究开出一个新的局面。
是为序。
◎原为《朱子学文库》序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