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座牌楼设计之巧，造型之美，雕刻之精为中国石牌楼之最，被誉为“继圆明园之后中国近代中式园林雕建中独树一帜的杰作”。清华大学建筑系楼庆西教授说“龙泉寺牌楼是中国石雕仿木最为彻底的一座建筑”。
随后，1934年，胡明珠又参与建造了阎锡山父亲陵园的石雕工程。就是这样一位名扬三晋民间艺苑中的“明珠”，在原平、定襄县志中均无记载。
五台山佛光寺《随公照庵德行之碑》，刻撰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碑记记载了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县）人随公，雅号照庵。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杖策游睹五台山，至佛光寺，见奚大殿重壁之间皆空，发心于上下，塑罗汉五百尊，重修殿宇之功德。石碑篆刻者为崞县石匠王收、陈本。
五台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所建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宝塔碑》，大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钦依本寺住持成秀立石。篆刻者为崞县石匠韩世文，男（即子）韩枚、韩柳、韩枝，侄韩佐、韩朝先。
在五台山脚下陈家庄乡东峪村有一座明代《胡润水泉湾平途碑记》，刻立于大明万历五年（1577年）季秋。碑记记载了明朝嘉靖年间东峪村慈商乡贤胡润，斗换斗石，不惜重金，倾囊倒箧，凿通水泉湾通山崖外之瓶颈，免除了过往商旅行人的涉水艰险，被称为“五台明代愚公”。石碑篆刻者为崞县石匠张山、张林、 张英，男张金花、张银花。
在五台山浩瀚的石雕艺术遗存中，究竟有多少崞县工匠精湛的手艺传承，难以考究。但最值得一提的是五台山显通寺的一通明代圣旨古碑。
在五台山显通寺大雄宝殿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石碑。东侧石碑，碑额双龙盘顶，高1.05米，上书“圣旨”二字，碑身高2.87米、加雕花卧龙碑座，总高为4.87米。此碑雄壮高大，字体刚劲，雕刻精美，为五台山现存明代最高大之石碑。
石碑正面碑文是明朝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为五台山供奉《大藏经》而御制的诏书。碑文圣旨如下：
敕谕山西五台山
敕建护国圣光永明寺住持福登及僧众人等：
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
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汉经厂掌檀御马监太监卢永寿，斋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
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在石碑阴面篆刻石匠落款为“崞县名匠张班铎叩刊”。这一留名落款表明，五台山最大的明代石碑出自崞县工匠之手。
张班铎，应当是明万历年间崞县的一位石匠，既然敢署名为“名匠”，应为当时县内、甚或省内的知名工匠。明朝时期应该不会像当代某些自命的“著名××家”、“著名×人”一样泛滥成灾吧！
历史上崞县石匠的足迹遍及晋陕蒙地区，在一些寺庙古碑上经常会发现崞县石匠的名字，其中不乏享誉三晋的名匠名家。那么，张班铎这位著名石匠究竟是崞县哪里人？居何处？还有何成果遗迹存世？查阅志书、史料，均无处迷踪。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能够入得一代名僧、佛门鲁班妙峰禅师（即福登和尚）法眼，篆刻当今皇上御赐圣旨，而且允其在石碑留名，其石刻工艺水平应不失为当时三晋名家。
纵观历朝历代官修志书中，人物传记多以“士”为主体，包括当今也概莫能外。志书编撰关于人物篇章基本排序一般是名臣为首，依次为乡贤、忠烈、孝友、义兴、士实、儒行、文学、艺术、方外、烈女。贯穿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民间工匠难以入列，鲁班、李春当属例外。
政治家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学家说，是工匠铸就了历史。每一座建筑，每一件器皿，每一幅艺术作品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气质，一种工匠精神。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为我们绘就了一幅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画卷。遗憾的是这些为历史创造了无数艺术瑰宝，展示了卓越才华、精湛技艺和科学精神的工匠们，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却罕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已渐渐消失演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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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简介
郭耀庭，中国法学会会员，山西省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客座教授，忻州师范学院特聘法学导师，四级高级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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